包子

　　显然，这样的大兴土木，兴建衙门，不是中国的传统。在帝制时代，以明清为例，各地地方官一般来说，如果不是在任上的时候倒霉，正赶上衙门崩坏，绝对是要避免修衙的。那个时候，地方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——官不修衙。据说修了衙，官就不能往上升了。于是，这种规矩，变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官场禁忌。所以，无论什么档次的衙门，基本上都是破破烂烂，能对付就对付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没有人会主动修衙的，大兴土木，就更不可能了。
　　当然，古代官不修衙的风气，也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是当时的制度和环境使之然。首先，在那个时代，官衙的规格是一定的。办公区，大门，大堂、二堂，签押房。两侧是杂佐官和书吏的办公室，再加上仓库，监狱。后院则是官员的住宅，还有衙门专有的土地庙等等。各级衙门，只有大门和房舍的高矮，几个门，台阶的多寡上有区别，其他的都差不多。官衙建筑，事关朝廷体制，不可能因人而异，随意添加，随意兴建，只有极少数位于富庶地区的衙门，才可能在后宅，添加一点花园什么的。一般来说，凡是官衙，都一个样子，举国一致。既然举国一致，不能随意改动，那么，即使修衙，也无非是将之修得新一点，无法展示地方官对于权力美学的认识。或者说，无法通过建大衙门，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。自然，地方官修衙的冲动就不那么大了。
　　其次，虽然维护官衙和城墙的完好，是地方官的职责。但是，在明清两代，这种公共工程，所需费用，需要层层申报，向工部申请，然后再到户部报销。无疑，在那个时代，这个过程，无比繁难不说，而且还要经受各个衙门书吏的刁难，卡要。不打点好了，钱批批不下来，批下来也报不了。修缮费用，按规矩是从官库里借支，如果报不了，那么就得由官员自己承担。一般来说，这种工程都不是很大，从上面要来钱，七折八扣，用到工程上，往往不够，需要官员自筹。而在当年，官员的筹款能力并不很强，所以，通过工程，克扣或者拿回扣自己发财的可能性不大，但修建工程的风险却不小，所以，地方官修衙的积极性，也就去了爪洼国了。
　　最后，也是最关键的，是古代的政府，是一种低能量的有限政府。政府管的事有限，能力也有限。一般来说，除非大的涉及大面积水灾的水利工程，比如黄河和淮河的治理，政府都是不管的。乡间修桥补路，修河渠这样的事，如果负责任的地方官，也许还会操心组织一下，不负责任的，根本连问都不问。大家奉行的原则，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这些事，多半都是地方乡绅出面管的。严格来讲，地方官只管两件事，一件是征收钱粮，一件是处理诉讼案件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件名义上特别要紧的事，就是推行教化，但是这种事属于“思想政治工作”的虚活儿，没有人真的当真。要做的话，也无非是宣讲一下圣谕宝训（皇帝关于教化的指示讲话），再就是把当地的孝子和节妇烈女的先进事迹报上去，在当地修建牌坊加以表彰。这样的地方政府，筹款的能力是有限的。地方官若要捞钱，一般都在征收和诉讼上打主意。在征收之外的派捐和摊派，不是不可能，但一般由头都要跟当地民间社会有点关系，若要因一项政府工程，向地方摊派，往往是行不通的。在那个时代，地方乡绅往往是通天的，他们不是候补的官员，就是退休的官员，如果地方官做的过了头，他们就有办法把桩子告到御史那里去，或者直接反映给皇帝。这样的话，地方官的官运，也就到头了。少数官员可以通过对轻罪的罪犯，罚款抵罪的方式筹款，但这种方式，介于违法与合法之间，弄得不好，也会有麻烦，或者给自己的政敌提供口实。正因为如此，没有人乐意修衙，能拖就拖，能躲就躲，久而久之，就变成了一种官场的禁忌。变成禁忌，就更没人乐意去碰了。
　　现在的官员，如此热衷于修衙，而且是修大衙门。最根本的动力，也许有三个。一是权力需要建筑美学的加持。通过修建高大巍峨的衙门给自己装门面。虽然有建白宫的，但更多建筑修的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座，坐北朝南，耸立在巨大的广场上，一方面象征权力，一方面让百姓通过建筑就产生敬畏。你都不要费心去想，这个建筑，位于“椅子背上”最高层的最大的房间，肯定是当地一把手的，他在上面俯瞰众生。这种建筑，给了当地主要官员以充分的自信，对自己手中权力的自信。如果说，古代的官员，让人产生敬畏，主要是通过官员的出行豪华的仪仗，八抬、十六抬大轿，加上鸣锣开道，一对对的虎头牌，现在官员出行，轿车的等级受限，所以，主要要靠官衙自身展示排场和威风。其次，不排除某些官员，是打算通过修建新的办公大楼，来改变命运，确切地说，是改变官运。很多官场中人都很迷信，风水是他们最信的迷信之一。凡是盖楼，多半要请风水师来看看，看什么？无非是看大楼的修建，跟他们的官运有何关系。他们相信，只要办公楼修的好，按风水师的指点的修，就可以改变命运。所以，现在兴建的办公楼，往往出现一些不合常理的建筑，不合常理的大门开向，还有明显的风水建筑，建有辟邪的东西。我曾经说过，现在官员的迷信，或者对于宗教的狂热，往往是巫术性的，无非是想通过法师的巫术式的操作，来改变自己的运气，或者增加自己的好运。其三，兴建办公楼，还有巨大的经济上的好处。由于工程都比较大，动辄上亿的工程款。主事者把工程交给哪个公司，都有拿回扣的可能。任何一个建筑公司都明白，政府的工程，都是最肥的工程，没有不乐于奉献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各地的办公楼，要么不建，一建必然工程浩大的原因。由于新的办公楼没有不超标的，多余的建筑，可以用来牟利。我见过好些地方，一个县下面的局，就一栋几万平米的大楼。一个县公安局的大楼，居然跟国家第一大部外交部大楼相若。按编制，一个人大约得占十几间甚至几十间办公室。用不了，就可以用来出租，明里暗里出租给公司，这样，也可以有一笔小金库的收入。
　　有动力，还得有能力，才能把大楼建起来。各地建办公楼，如果由财政拨款，估计上面都不会批，即使批，也批不了那么大的面积，那么豪华的建设，乃至于豪华装修。钱哪里来？所有的地方，都有办法。因为我们现在的政府，是一个无限政府。管的事无限多，筹款的能力也无限大。政府的收支，基本上不受监督，更不受制约。连政府的预算，现在都是一笔糊涂账，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预算外资金可以掌握。多数地方，兴建办公楼，国家没有给一分钱，但即使再贫困的地方，若要想盖楼，都可以盖起来，政府总有办法把钱搞到。当然，也有极少数地方，建筑公司先垫付了资金，最后政府拿不出来。这也没关系，政府总有办法，可以拿土地来置换。置换来的土地，建筑商再来盖商品楼就捞回来了。至于因土地上的拆迁、侵占引起的纠纷，政府就不管了。
　　盖办公楼大兴土木，建超大面积的办公楼，从办公需要来讲，根本就是超级浪费。也就是说，即使讲究办公条件的改善，也是根本不需要的。一个县政府，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一间办公室，已经足够了，建那么多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用，而且没有人能将之变成自家的住宅。但是，从另一个方面说，超面积的办公楼，又是官员需要的。只是这种需要，不是人们常规意义上的，而是一种超常的需要，一种精神满足，一种自信的膨胀。官员通过这种需要，也暗中把一些公共的资源，转化成为小金库，转化为自己的私囊。反正打着“公共”的需要旗帜，无论怎么做，在官场都一路畅通。
　　通过官场楼堂馆所的兴建，就可以看出，中国的行政成本，是个无底洞。这个成本，一方面被大量地浪费掉，毫无顾忌地浪费掉，大量闲置的办公室，以及大量消耗掉的公款吃喝，其实享用者并不真的需要这种无节制的享受，但却必须这样浪费。因为不这样的浪费，第一显不出官场的派头，第二也无法从中捞取好处。哪怕浪费掉十分之九，为了获取那十分之一，官员们也是乐意的。因为浪费掉的，反正不是他们自己家的资源。只要拥有权力，没有限制的权力，面包会有的，钱也是会有的。权力是个取之不尽的摇钱树。
　　所以，最核心的问题是，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，不是像古代那种低能量的有限政府，而是高能量，但受约束的有限政府。最大的约束，就是政府预算的约束，政府随意筹款的约束。不能让政府管的事太多，更不能让政府可以随意通过各种渠道，为自己弄钱。只要把政府的钱袋子管住，开支就自然会降下来，否则，不管颁布多少条例，派多少机构看着，都无济于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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